讀《Darwin Economy》功利主義式的所得移轉

作者Robert Frank花了一章來介紹Ronald Coase 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，指出在排解外部性問題時，不能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模式，而是應該在雙方間選擇成本較低者來限制，讓整體的成本降低。法律應該促成類似雙方理性協商下會產生的結果。也就是採取功利主義(結果論)的觀點，一件行為的好壞要看他產生的後果而不是看其行為本身而已。

他舉了幾個例子，來說明如果加入所得移轉，可以有效率地解決不少社會問題。首先他推論，在一個民主政治中，我們應該勇敢地接受含有所得移轉的解決方案，因為拒絕所得移轉，往往導致只顧爭取窮人選票的國會議員，提出更沒有效率的(不含所得移轉)解決方案。

一個好例子是當機位超賣的時候，誰應該搭不上飛機，他認為目前美國的方式是比較有效率的，法令要求機位超賣時，航空公司要提供機位反向拍賣，提供補償金讓部分人自願搭下一班機，如果沒人自願就繼續提高補償金，直到位子足夠。

另外一個例子是當穀賤傷農的時候，政府不應該提撥資金以優惠價格買進農產品，因為這只會導致農產品堆積，最後腐壞浪費掉，反之，應該提供農人休耕補助，讓農夫自願減少耕種面積，直到供給下降，農產品價格正常能提供農人利潤。

原本查號台免費造成浪費，當打算每通查號收費時，例如一元，先給與每戶幾元的費用扣抵，例如三元，所以平常不打的人可以得到費用扣抵，多用的人則會被按通收費，藉所得移轉來增進效率，減少浪費。

例如：增加交通擁擠時的額外過路費用，這可以大幅減少交通公共建設的需求，雖然對有錢人開車有利，如果將節約退稅給窮人，讓窮人自己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退稅，會對社會整體更有效率。針對汽油增加稅收，並用這筆稅收來針對低收入者減稅或提供退稅，而不是補貼油公司維持低油價。補貼窮人去更換不環保的舊車成較環保的新車，會比研發電動車能降低更多排碳量。

他認為政府在公共政策上，多採用效用分析的角度來決策，依據每個人願意付錢的程度來選擇，雖然會造成對有錢人較為有利的公共政策，但是只要能在所得稅制上，將可能的損失，移轉所得給予窮人來補償即可。不是只有追求公平正義的人希望用所得移轉來降低貧富差距，功利主義的人也可能支持採用所得移轉，來提高其他公共政策採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