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他的童年與中產階級出身，可以看到父親劍橋教職的影響，小時候父親劍橋同事朋友構成的知性生活圈，對凱因斯往學術發展的基礎，而母親這邊關於社會責任服務的宗教傳承，也是凱因斯對任公職與為國家社會服務，甚至為勞動者謀經濟利益都十分盡力的源頭。他的同性戀應該是當時英國風氣的影響，當年反叛的主流就是追求知性的同性戀人，從伊頓公學到劍橋使徒會。
凱因斯是少數從投資中賺到錢的經濟學家，他在1910年寫到關於投資，認為投資報酬率，不全決定於投資項目所產生的收益，而是主要來自於投資人對該收益的期望，而這期望取決於流行。而投資的風險，也不全決定於投資項目所產生的真正收益，而是他自己估計的風險，不論這個估計多麼愚蠢或明智。投資人期望的低風險高報酬，卻沒有公式可以套用，因為風險是主觀的，風險大小和投資人對該投資的情境與前景無知的程度有關。除此之外還有客觀的風險，或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市場風險，這包含政府的無能腐敗或氣候的不穩定。凱因斯認為投資決定中最重要的就是這三個角色「期望、無知與不確定性」。
當年劍橋的經濟學家，凱因斯推崇吉朋的政治經濟學，吉朋說，價值不是來自勞動，而是與最後的效用成正比，生產成本決定供給，供給決定最後的效用程度，而最後的效用程度決定價值。這提醒上班族或勞動工作者，要注意自己服務的價值不在於所提供的勞動力、勞動時間，而是服務對最終消費者所產生的效用程度，我們的定價應該要依據效用程度，而不是勞動程度。
凱因斯最重視的是他的或然率論(機率論)，他認為或然率論與經濟學都不應該是數學的分支，或然率論與經濟學應該是理哲學的延續，因為數學與統計只能用來描述經濟的事實，不能用數學與統計來證明經濟學理論，經濟學中運用數學都祇是數學騙局，這和孟格說數學會造成誤判(misjudgment)是相同的，經濟領域中由於有大量的變數與因果關係，兩個數字間的統計相關性在經濟領域中不可能有任何意義，經濟學理論需要的是實驗，而不是靠觀察統計的預測。他還認為或然率論是邏輯的一般理論，而古典演繹邏輯只是他的或然率論邏輯的一個特例。
延伸閱讀：凱因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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