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他的這本書，我們也可以側面看到美國政府的運作，行政與立法權之間的衝突，參議員眾議員的政治操作手法，以及行政權在面對「不確定的世界」的挑戰時，如何委曲求全，設法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的努力。魯賓強調行政者需要勇於溝通的重要性，這和之前韓國首爾市長李明博的做法類似。不過作為一個政府的財政發言人，魯賓認為信用更為重要，要嘛不做，一旦要干預(匯率)就必須使出壓倒性的力量，展示遠超過所需的子彈，務必確保國家財政的信用，絕不能讓人感覺前後不一，所以有些時候類似葛林斯潘的模糊語言，例如魯賓在當時常說的「強勢美元符合我國利益」，是一種必須具備的技巧，每次的發言稿都是仔細推敲文字後的結果，若是改成「我國利益在於維持強勢美元」，就可能對市場產生影響。
從1995年墨西哥披索的危機，我們可以發現危機的成因是墨西哥採用與美國固定匯率，且由於使用大量的短期債券，而且這些短期債券都是與美元連結，為了捍衛匯率外匯存底消耗殆盡，只好放棄固定匯率，因此墨西哥失去民間投資人青睞，無法繼續募得短期債券資金，陷入倒債風暴。打個比方來說，這就像一個普通上班族，相要過著和億萬富翁相同消費水平(固定匯率)，於是不斷舉債來購買資產或消費，最後無力支付而需要破產類似。而解決的方式除了提供資金融通，最重要的在於恢復民間投資人信心，包括提高利率，以及平衡政府預算等財政上的改革，或經濟體弊病的改革，光是提供新貸款或債務減免並不足夠。
1997年的泰銖危機也是類似，泰國經常帳赤字大，又政府借貸大量短期貸款給銀行，銀行則大量投資於泡沫的不動產與其他長期計畫，和美國的固定匯率，導致與墨西哥相同的浪費外匯存底捍衛匯率情形，最後一樣消耗殆盡，只好放棄固定匯率，導致投資人信心崩盤資金外流。這種問題其實也是先進國家的過度投資與沒有紀律造成，國際貨幣基金的協助，造成例如泰國、印尼逐漸開始有道德風險出現，受援助政府沒有完全照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去改革，最後到1998年的俄國盧布問題時，俄國議會更是否決了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方案，讓美國決定放手不援助俄國，讓俄國公債倒債，延伸到長期資本公司的危機。
魯賓認為開發中國家避免危機的方式應該是限制資金的流入，而非流出。要有較好的管制與堅實的金融機構，發展信用文化(謹慎地避免過度融資)，配合比較開放的資本市場與出口貿易與投資。魯賓認為投資人低估開發中市場的風險是這些危機的成因之ㄧ。安華說：「每一個差勁的借款人背後，都有一個差勁的貸款人。」
魯賓對一般投資人的建議，2000年時他說：「風險溢酬已經降到歷史性低點，大家在好時光裏通常會忘掉紀律。」大家目前盛行短期思考，過度重視每季盈餘，不重視長期成果，越來越失衡。對風險作出決定時，應該根據分析而非直覺，考慮好處與壞處的機率，可以期望值表來來處理，是風險決定最基本的基礎。投資人應該認清自己承擔的風險，股票在十年的投資期間幾乎都由於債券，只有1964到1981是個十七年道瓊指數相同的年份。他自己只根據一家公司長期展望買股票，準備持有很長一段時間，除非展望改變，或價值漲到不合理的水準。另一種方式就是乾脆投資指數型基金。
即使是謹慎有有紀律的投資人，要看出谷底跟看出頭部一樣困難，更重要的是沒有人擅長預測相當短期的市場走勢。投資人應該根據自己對風險、報酬與忍受風險的能力，配置自己的資產。然而，他自己也從來無法完全遵守這種建議，而屈從於自己對短期市場的看法。這也許就是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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